逃离城市，似乎是当下年轻人在面对结构性困境的第一选择或向往，远离那难以挪动的巨大纷扰，回归自然与精神，在密林、旷野、海浪中寻找现代生活的其他可能。
艺术家严佳林在这样背景下来到了万宁，与当地找寻“乌托邦”的年轻人一同生活，记录下那些美梦般的生活与光景，这种卢梭式的存在，让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都感受到久违的安宁。可慢慢随时间和了解的深入，迷失，忧郁和难以填满欲望，在温度永远适宜的晚风中，悄然弥散。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辞职了，在那之后我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当时我和从北京回到万宁老家的朋友聊天，在听闻她的海岛生活之后，我便对那边产生了向往，同时这位朋友也邀请我过去旅游，这正合我想去度假散心的愿望，不仅如此当她和我说到很多年轻人其实都从城市迁移到了万宁，我就更感兴趣了。因为我确实很想看看：那些和我一样放弃固定职业的年轻人，在离开原先的生活模式之后，会怎么样重新构建自己新的生活，而这又是否可以作为参考，我是否会像他们那样生活。所以我算是带着疑问过去的，起初想给自己的问题一些思考线索，随后发现这件事情变了，我更像是一个观察者，去观看一种实验性的生活方式。刚开始接触拍摄对象，很多时候是以去别人家做菜的方式进行的（因为我一开始也不冲浪，所以并不知道怎么以一个看似像游客一样的身份去接近别人）。朋友也会带我相互认识新的朋友，这让我很开心也很惊喜。在那大多数认识的朋友都会很愿意跟我对话，我很感激这一点，这是他人给予信任的一种方式，是额外的馈赠，需要好好去对待。所以最开始在拍摄过程中我感到最难的是，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朋友，在前期，我舍不得在相处非常愉快的时刻掏出相机，我甚至感觉那是一种对于刚建立不久的「信任」的一种破坏。这种情况在我第二次去到万宁的时候得到了改善。当我第二次去万宁也就是2023年2月份的时候，这次我感觉到了时间与氛围契合，当举起相机这一行为不太会打扰到我的朋友之后，拍摄才继续开始。他们身上的特质都非常的鲜明，且独特，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共性——对于未知没有太过恐惧。相对于城市里的大多数人，他们面对「失败」的态度更为坦然和无畏，并且更擅长放松。我前后在万宁待了一个半月。体会和感受很复杂。当我刚从万宁回到城市时，恍惚了很久，很不适应。可第二次去时，发现原先在万宁的朋友离开了很多，大家都离开万宁去别了的地方，找寻他们心中更接近乌托邦的世界。万宁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却没有太多的景点和娱乐，居住在这里的年轻人们每天就是骑摩托车、冲浪、滑板，晒太阳。此外，这里的植被茂密，自然景观少有人类造物干涉，并没有被大量开发和大量破坏。所以比起「旅游城市」，它更像是一个「乌托邦」。诚然，这里自然环境很美，但本地实际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并且越来越不友好，物价攀升，有限的工作机会，以及小型人情社会的局限，都会多少感到很多矛盾并存。除去自然环境之外，如果新来到的居民没有适合这里的维生技能，就很容易被迫离开这个地方。随着本地旅游业的兴盛，外来人口的增加，日月湾和临近的村子变得越来越嘈杂，物价飞涨也导致此处变得越来越不宜居。那么，这个地方，最终是否会遗弃那些接踵而至并在此生活了很久的外来人群？当它开始了经济上的发展时，是否意味这是文化与精神方面衰败的开始？建立在心灵与实体上的乌托邦是否能够永远存在？它是否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卡尔维诺所说的那种 “一个充满奇迹和希望的虚假之地”？我整体的感受好像一个美梦生出的缝隙，大家都在追求乌托邦，但到后面我想了下，或许乌托邦在实际的土地上对于集体来说并不完全存在，它仅能在心里永存。
今天人虽然离开了那里，可思绪却漫长地盘旋在万宁，最终它们落成我日记本中的文字，留在草甸、低矮的山脉，以及无垠的海中。最初我认为，「认识焦虑与应对焦虑本身」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的最内核的原因。每个人应对焦虑的方式也许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延伸出了万宁这个项目：在我辞职之后，我的注意力自然被一群同样选择辞职前往万宁开始新生活的年轻人所吸引。我开始好奇：这个乌托邦是怎么形成的。当代人拥有着自己在精神上的乌托邦，然而当这个乌托邦实体化，那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它承载着什么样的作用和角色呢？当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陆续接触到大理、景德镇等等地方都开始越来越具有“乌托邦”的氛围。我之前在一篇撰写讨论景德镇的文章里有提到过相关的观点： 国内在近几年涌现了越来越多由不同行业的年轻人所构建的「乌托邦」环境，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个区域都伴随出现不同的实际困境。尽管创意与艺术环境对年轻人愈加开放与友好，但创作者 / 手艺人如何适应不可逆的、且伴随问题的城市发展进程，并在其中完成相对有机的、可持续的创作循环，以及地方如何支持城市发展的年轻力量，都值得大众关注与探讨。从大城市来到万宁生活的人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原因：不想再过城市生活，或者是热爱冲浪，于是就搬过来。记得有一名女孩也是在大学里读研究生，然后想要来看看除了内卷之外生活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所以可以将来这里人们大致分成两类，一半人为了割舍原有生活重新出发，一半人出于好奇来实验生活的可能。在这个项目的进程中，我不只是拍摄，同时也会去采访那些年轻人。这座岛屿本身仿佛是一个精神性的象征：岛屿通过海浪隔绝外界的现代生活，让前来生活的年轻人们更关注于自身的精神世界。他们主动从城市里退出，跟随着自然日月和潮汐的节奏生活，在此地生根发芽。这座岛屿因为人群从内而生长出的精神与价值观，像海藻一样附着在每一个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它看上去像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更接近本质的对人的塑造。这似乎是这座岛屿的使命，构建出精神世界的理想内核，像植物染料一样浸染着人们处于皮层以下的性格底色。然而这股强大却温柔的的精神侵入力量，是否对人而言，是永远的完美而无害呢？这是我对于这种人为构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质疑。从万宁回来之前，我在待到半个月之后就开始意识到其中一部分消亡的状态，比如最初会和当地的朋友聊天，那段时间因为疫情封城以及铁链女的各种社会恶性事件，感到很沮丧，在和一些当地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好似不会去在乎，也不了解这些事件；感受上会很割裂，于是我开始思考：远离城市是远离社会吗？好像不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是无法真正意义上和社会彻底决裂。 后来回家之后，朋友和我说因为疫情封控，日月湾那边都禁止大家下海，好似最开始大家口中提到的「自由」就轻易被剥夺，被敲碎了。社会是一个笼子，自由的迁移真的自由吗？还只是从一个笼子迁移到另一个笼子罢了？不得而知，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到了中期，我开始思考：来到万宁生活的选择，能够帮助他们缓解社会环境下的各种焦虑吗？这样的选择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又是什么？最后，我想，过程中我试图找寻一种回答，但对于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正确答案，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有趣的参考和观点。让我看到这个当前这个时代下年轻人面对焦虑和选择生活时可以拥有的更多的可能性。
严佳林，生于1992年，福州。2016年，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金融分析专业。目前在中国福州生活和工作。她的创作主要围绕着个体与群体失去的记忆和情感展开，并试图通过图像去探索记忆被遗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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